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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垃圾处理领域的城乡“冰火两重天”的话题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住建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垃圾焚烧设施已有5%的焚烧炉有一半时间处于停运状态，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抢垃圾”的尴尬局面；而另一边是农村垃圾违规处置问题频发，山西吕梁、云南澜沧和湖南张家界等地接连曝光垃圾露天倾倒、溶洞堆填等问题，污染环境的同时也让群众忧心。城市垃圾焚烧设施“吃不饱”，农村却又垃圾无处安放，问题频出。这种反差为何存在？背后症结在哪儿？如何统筹协调破解这一失衡难题，让城市闲置产能与农村垃圾处理需求精准对接？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探访了河北、浙江、广东、云南等多地，探寻城乡垃圾处理失衡困局如何破解。

　　垃圾过剩还是不足 城市农村“两重天”

　　在河北三河市的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一进门企业的一个负责人就向记者诉苦，他们的垃圾早已不够烧了，而且还有很大的缺口。

　　垃圾短缺的状况并非个案，光大环境作为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垃圾焚烧企业，日处理生活垃圾能力超20万吨，在全国运营项目超200个，但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据专家介绍，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建成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能力达到每天110万吨，也就是说每年可以焚烧3.6亿吨生活垃圾，而实际上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的垃圾总量为3.2亿吨，供需平衡出现问题，导致一些垃圾焚烧厂“吃不饱”，焚烧炉被迫停运。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特聘专家 徐海云：确实有这种情况，在有些地方或者就是说有些项目还比较严重，差得比较多，垃圾焚烧厂出现比较大的产能过剩，或者说它焚烧的负荷率低于50%以下，甚至达不到一半。

　　然而，记者在走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却遇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之前农村生活垃圾一直采取“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处理模式，从填埋改为焚烧后，垃圾的收集运输成本大幅提高。有的村寨距离县城一两百公里山路，运输垃圾的成本甚至超过运输农产品，这直接导致偏远地区的生活垃圾要么依旧填埋，要么清运不及时随意倾倒，甚至直接露天焚烧。

　　徐海云：实际上是不平衡，有的地方还没有焚烧发电，也有的地方不够烧，这种现象应该都是并存的。

　　专家表示，我国垃圾处理问题存在地域间的处理不均衡情况，以“胡焕庸线”为界，西北地区垃圾焚烧相对饱和，东南地区则相对过剩。即便在同一省份内部，或是同一座城市，也因经济发展、人口密度、垃圾产生量及收运体系差异，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垃圾围城到技术突围 垃圾焚烧快速发展

　　曾经几乎让所有城市发愁的生活垃圾围城问题，究竟是怎么解决的？据了解，过去城市垃圾烧不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环保技术相对落后，很多焚烧厂没有办法解决环保达标问题。近年来，随着技术的突破，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进入快车道，也为垃圾处理这个世界级难题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据了解，包括杭州九峰在内，北京海淀六里屯、广州番禺等地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都曾出现过居民因担心垃圾焚烧设施会影响自身生活环境的“邻避”事件。为了让民众放心，现有95%以上的垃圾焚烧厂都采用了“炉排炉”的燃烧方式，同时，排放水平更是远远超过了欧盟的标准。

　　深圳市深能环保龙岗能源生态园负责人 刘汉俊：为了让市民放心，所以我们就执行了最严格的标准。可以看到粉尘现在1号线到6号线平均在0.3到0.2之间，是国标的1/100，欧标的1/50，深标的1/40，大家比较关心的二噁英，基本上国标是0.1，深标是0.05，我们的监测指标等于是低两个数量级。

　　据了解，从2017年开始，生态环境部要求垃圾焚烧发电厂实现“装、树、联”，实时排放数据还要和生态环境部联网。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司司长 郭伊均：垃圾焚烧的出身是伴随着应对“邻避效应”出现的，所以我们国家垃圾焚烧一开始就高标准严要求。

　　目前，国内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已达到60%左右，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为世界解决垃圾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国际固废协会秘书长 马克·蒂休伊斯：中国在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方面选择了垃圾焚烧，是切实的领跑者。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建立了良好的本地解决方案。我认为中国在面对垃圾挑战的时候做了非常合理专业的工作，其他国家必然可以向中国学习。

　　产能过剩是城市“垃圾不够烧”的核心症结

　　随着垃圾焚烧发电厂技术提升解决了环保达标问题，局部地区“垃圾不够烧”的问题又随之出现。到底是垃圾总量确实变少了，还是垃圾焚烧厂变多了、产能过剩？

　　在2005年，全国的垃圾焚烧厂还仅有67座，由于这个行业是特许经营，同时配合国家补贴政策，一时间吸引了大量企业进入，此后的7年时间，到2012年迎来了垃圾焚烧产业发展的黄金期。到2024年，全国垃圾焚烧厂数量已超1000家，焚烧炉超2000座，垃圾焚烧行业进入“存量争夺、抢垃圾”的阶段。

　　徐海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经营压力是可想而知，所以不得不去所谓的“抢垃圾”，甚至买一些热值高的垃圾来进行补充。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当地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各地标准大概在50元/吨~150元/吨之间；此外，还有售电收入以及国家的电价补贴。这三部分收益，都与处理的垃圾量直接相关，垃圾处理量越少，企业收益越低，亏损风险就越大。然而，在当前已经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情况下，仍然还有企业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新上的产能，无疑会让“吃不饱”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也让城乡垃圾统筹处置的难度增加——新增产能会进一步争夺现有垃圾资源。

　　对此，专家提出隐忧：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既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也是民生设施，95%以上都是由企业运营，如果企业面临长期亏损，必然难以持续运营；如果这种情况大范围出现，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结果就是焚烧企业生存困难，而垃圾焚烧厂在亏本时就会选择关闭，就会给城市运转带来问题，可能会造成新的垃圾围城现象。

　　徐海云：垃圾焚烧发电这个产能已经出现过剩的地区，应该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因为你如果再增加的话，它会加速过剩，需要政府有关方面进行有效管理，需要调控。

　　寻找新思路 城乡统筹是关键破解之道

　　如何让城市闲置产能与农村垃圾处理需求形成互补，总台记者来到了深圳一家填埋场，这里即将置换为高科技园区，置换后挖出的垃圾可以用于焚烧，这为“垃圾不够烧”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总台央视记者 陈允涛：这里是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填埋场开挖之后，经过筛分，我们可以看到分出这么几种物质，这个粗一点的叫作“无机骨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砖头瓦块，它会进一步地作为建材进行使用。后面的叫作“腐蚀土”，它会放到另外一个填埋场进行填埋。那么在这一片儿，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关注的就是挖出来的垃圾。现在的这个量因为是初期，只有5%，随着进一步的开挖，它未来的比例大概会占到30%或者50%。现在筛出来的也叫筛上物，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一些塑料包装袋、饭盒，还有一些木头，包括上面有一些黑色的，那都是当时封场时的覆盖膜，其实还都是适合燃烧的。

　　据了解，填埋场置换出来后会建成高科技园区，而挖出来的垃圾可以给周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使用。但专家表示，目前一些城市开挖垃圾填埋场更主要的目的还是解决城市用地问题，并不是所有城市的垃圾填埋场都具备开发价值，因此垃圾焚烧厂还需要在整个城市废弃物管理系统中寻找新的机会。

　　据了解，在欧盟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般工业垃圾已经占到了45%，但在我国这些废料属于工业固废，生活垃圾焚烧厂通常不具备相关资质，如果擅自处理将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和处罚。

　　何建波：我建议就是短时间还是放开那些一般固体废弃物，就是类生活垃圾的都可以进焚烧厂来补充它的缺口。

　　不久前，国家释放推进“垃圾焚烧下县”的信号，多家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县城、乡镇等地区。专家表示，在广大农村地区，垃圾分类恰恰可以让垃圾最大限度减量化，比如餐厨垃圾可以做有机肥并就地利用，易燃物质进行小批量焚烧，所需能源可以利用风电或太阳能。

　　专家表示，对于广大农村地区而言，从填埋转向焚烧的过程中，不能照搬城市模式，应当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同时加强与城市焚烧体系的衔接，形成“城市统筹、农村联动”的处置格局。

　　郭伊均：我觉得地方的创造性还是很强的，按照云南的说法也叫“垃圾革命”，我觉得看到了根本有效解决的希望。

　　有人提出，既然垃圾都可以进行焚烧，那坚持了很多年的“垃圾分类”还有意义吗？专家明确表示，垃圾分类的初衷，是为了将垃圾看作“放错位置的资源”，实现“变废为宝”。垃圾分类与垃圾焚烧水平的提高并不矛盾，破解“城市不够烧、农村运不出”的矛盾，垃圾分类是基础。只有从源头上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才能让城市垃圾焚烧产能得到合理利用，让农村垃圾处置更高效、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