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的九问

人民网刊文截图

一、高市真正反省涉台谬论了吗？

高市首相发表的涉台言论，是二战后日本领导人首次对中国作出带有武力威胁意味的表态。有人为其辩解，称她已多次对“失言”进行澄清并试图“降温”，而中方却“不依不饶”。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看看高市后续的表态：她一面说自己的言论符合政府立场，不会撤回取消，一面辩解这只是“假设性回答”，今后会避免列举具体的情形。说白了，她“反省”的，不是有关言论违背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违背了日方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而是不该把“存亡危机事态”讲得那么明确、具体。也就是说，不认为自己“说错了”，只是“说多了”。

日本众议院大选前，高市首相再次提及台湾问题，称日本和台湾离得很近，如果台海发生危机，美日将联合撤侨，如美军受攻击，日本不会坐视不理。我们要问，台湾有事无事，关日本何事？为何执意把日本绑在所谓“台湾有事”的脚本里？又为何想方设法把美国拉过来说事？她的话，与其说是“反省”，不如说越解释越吐露了“真心”，暴露出某些势力不惜代价也要军事介入台海、干涉中国内政的居心。

高市的涉台言论是吐露“真心”

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一致吗？

首先要明确的是，中日之间在台湾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不应存在理解上的分歧。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白纸黑字写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此后，日本外相及高官多次公开表示，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日双方在多个重要政治文件和领导人会谈中，都反复确认就台湾问题达成的共识。

然而，我们看看日方是怎么做的呢？近年来，日本政界盛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政府高官、执政党高层、国会议员及地方官员频繁窜访台湾，在临近台湾的区域加强针对性军事部署。高市首相说在台湾问题上基本立场没有变化，但却始终回避重申具体内容，拒绝撤回暗示武力介入台海谬论。这些行为明显背信弃义，从根本上损害了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给两国关系发展造成严重障碍。

三、日本军国主义得到彻底清算了吗？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部分日本甲级战犯做出了判决，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清算。但随着冷战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草草结束，仅对28名甲级战犯作出宣判。日本迅速开启重整军备进程，组建了准军事化组织——“警察预备队”，后来改称自卫队。日本与美国纠集的一些国家签署所谓“旧金山和约”，极力淡化战败历史教训，逃避军国主义侵略罪责。

战后相当长时期，日本不断为战犯洗白翻案。至1951年底，战后初期被整肃的战犯、旧军人、右翼头目等21万余人中，201507人被免于处理。此后大批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坛担任要职，甲级战犯重光葵出任副首相兼外相，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任首相，操纵日本政治风向逐步右转。1978年，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被合祀于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政客争相膜拜的所谓“英灵”。

日本未同军国主义做出彻底切割，导致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与政治余孽至今仍在作祟。日本右翼势力加紧推动扩军强武，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死灰复燃，国际社会应共同反对和遏阻这一危险倾向。

四、日本发自内心反省侵略历史了吗？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对外侵略，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战后日本政府对此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反省和道歉，日国内也有不少秉持正义、热爱和平的人士，对历史保持清醒认知并心怀愧疚。但一些右翼政客和当政者始终拒绝正视历史，他们倒是对战争进行了所谓“反思”，但“反思”的不是战争罪责，而是“为何战败”。与此同时，他们从未停止为侵略历史翻案，一直在极力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声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审判，以“历史未定论”为罪行开脱。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对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推动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事实。日本右翼政客的这些行径，充分反映了对二战正义结果心怀怨恨和不满。口头上偶尔口称“反省”，行动上却一再虚伪反覆，这如何能让遭受戕害的邻国和国际社会相信日本的“悔悟”？

历史和未来是相通的，否认历史就是拒不认账，忘记教训必然重蹈覆辙。当高市首相宣称“日本回来了”，世人不禁要问，什么样的日本回来了？是那个鼓吹“八纮一宇”、对周边邻国肆意侵略的日本回来了吗？是一个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日本回来了吗？

五、在战后赔偿上，日本与德国相比差在哪里？

战后德国历届政府均以各种形式向战争受害者表示真诚谢罪。197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双膝跪地，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德国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严肃履行赔偿义务，设立《联邦赔偿法》等系列专门法律及专项基金，推进广泛的国家赔偿和受害者个人赔偿。德国直至2007年才完全还清二战赔款，而一战赔款更是历时92年，到2010年才最终还清。

相比之下，日本在战后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谋求以签订条约方式一次性解决问题，逃避对战争罪责的系统清算。虽然向部分东南亚国家支付了有限赔款（多以劳务和实物形式，实际价值大为削减），但对主要受害国中国，则以中国放弃政府间索赔为由，长期规避对民间受害者的法律与道义责任。强掳劳工、强征“慰安妇”、细菌战等暴行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在日提起的赔偿诉讼，几乎均以败诉告终。

如何对待战争赔偿责任，检验一个国家的历史观与道德良知。日本右翼政客罔顾历史正义，逐步架空承认殖民与侵略的“村山谈话”，通过“安倍谈话”宣扬“无需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试图了结勾销包括赔偿、道歉在内的历史责任，这些做法不可能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与国际社会。

六、日本侵略战争的遗留问题解决了吗？

二战结束已逾八十年，但日本对外侵略所造成的大量遗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其中，既有仍在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现实威胁，也有始终未能得到妥善处理的历史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图为日本天皇在议会宣布向盟国投降（资料图/新华社）

日本在侵华战争失败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藏匿，这些武器至今仍是威胁中国民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隐患，堪称“不定时炸弹”。截至2025年，在中国18个省份发现约40万枚日遗化武。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日方本应在2007年底前完成销毁工作，但相关进程被一再拖延，已四次逾期。二战期间，20多万名女性被日方强征为“慰安妇”，遭受长期的性奴役。上千万劳工被强掳至日本各地，在非人条件下被迫从事高强度劳动。同时，侵华日军在占领区强制推行“军票”，致使无数家庭毕生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战后，这些受害者及其遗属曾多次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谢罪与赔偿，但均以失败告终。此外，日本侵华期间掠夺的大量珍贵文物至今仍被日方占有，中国要求返还文物的呼声，始终未得到合理回应。

对于这些战争遗留问题，无论日方如何缄口不言，如何篡改教科书，都无法掩盖历史真相，借口“战时行为”更逃脱不了应尽责任。唯有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清偿侵略罪责，才能弥补对受害国人民的伤害，赢得国际社会的谅解。

七、日本真的坚持“专守防卫”吗？

所谓“专守防卫”，是指日本仅在遭受武力攻击后才能动用防卫力量，且防卫力量使用要限定在自卫所需的最小必要限度内。这一原则是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精神的核心体现。

观察近年日本政府的言行，不得不说“专守防卫”已然名存实亡。2015年，日本政府强行推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规定如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并被认定为构成“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便可行使集体自卫权。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明确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国家防卫战略，赋予自卫队先发制人的打击权。高市早苗首相一上台，就酝酿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公然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湾问题。

日本掏空“专守防卫”原则，意味着摆脱战后体制，加速军事松绑，在扩军强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需要弄清楚的是，日本动不动就把“存亡危机”挂在嘴边，日本究竟面临什么生存威胁？二战结束80年，曾经穷兵黩武的日本再次成为能打仗、要打仗的国家，将给人类带来什么?

八、日本真的是“和平国家”吗？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是日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其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与法律基石。

近年来，日本当政者通过“解释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远程进攻性打击能力等一系列“切香肠”式操作，不断架空宪法的和平内核。执政党公开推动修宪议程，企图最终取消第九条。高市首相扬言要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为自卫队“正名”，使日本拥有“正式军队”，从法理上彻底告别“战后体制”。与此同时，日本军事开支已连续14年增长，近5年激增约60%。2025年人均防卫费高居亚洲第一，达到中国的3倍。这些资金正被大量用于研发进攻性武器，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宣称“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我们不明白的是，一个标榜和平的国家为何如此排斥“和平宪法”？为何如此沉迷于发展超出自身防卫需求的进攻能力？

八十多年前，日本曾以“大东亚共荣”的虚假口号粉饰侵略。今天，日本是否又要以“和平国家”的面具，掩盖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如果日方在背离和平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九、日本人权记录真的好吗？

日本长期以“人权优等生”自居，时常借“人权牌”干涉他国内政。但从历史到现在，日本在人权领域的实际表现，与其自我标榜的形象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大屠杀、活体实验、细菌战、随军“慰安妇”等大量人权灾难，其残忍程度在人类史上都极为罕见。日本还长期侵犯阿伊努人、琉球人等少数族群权利，对他们进行欺凌掠夺和强制同化，实施歧视行为和差别待遇。战后日本发展过程中，基本人权也屡遭漠视。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等公害病发生后，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隐瞒事实、延误处置，给民众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贫困与歧视问题不容忽视，日本相对贫困率达15.4%，超过六分之一人口生活远低于社会普遍水平，每七名儿童中就有一人面临食物不足、营养失衡的困境。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顽固，女性平均年收入仅为男性的56%，非正式雇佣岗位中女性占比超过70%。作为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司法机关多次被曝出现逼供、伪造证据等行为，制造了“足利事件”“布川事件”等轰动全国的冤案。驻日美军基地周边居民长期承受安全事故、刑事犯罪、噪音与污染之苦，政府对民众抗议置若罔闻，甚至还动用警力镇压。一个连本国老百姓权利都无法保障的政府，没有资格对他国评头论足。

（作者是国际问题评论员）

来源：顾安平/人民网